青年觉醒，从“真”开始

——观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有感

市委办信息科 汤志勇

看完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，很长一段时期，我的脑中都被一幕幕经典场景所萦绕，被一个个鲜活人物所感染，似乎它不仅是一部历史正剧，而就是那些“年轻”的先贤来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。从他们身上，让人看到觉醒的艰难、觉醒的价值和觉醒的力量，也启示后来者：青年觉醒，要从“真”开始。

能觉醒者，往往都有真性情。时间的刻刀将人雕琢得“成熟”，但也容易掠走其质朴。唯有真性情者能保持本真和初心，不被一己之私所蒙蔽，而清醒于更遥远的未来和更辽阔的空间。在《觉醒年代》中，同为北京大学教授，胡适见好友陈独秀、李大钊不顾安危投身社会运动，不禁问到：“我们三人现在都已是人中吕布、马中赤兔，这么做到底为什么？”这是一个务实之人对真性情的疑问和不解，而答案却在“一场痛哭”中可见——天津海河边，当李大钊送逃出北京的陈独秀路过时，满岸破帐篷和逃难百姓扶老携幼的场景，让陈、李失声痛哭，落泪良久，当场便有了着名的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”。这便是“真性情”——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，对家国和弱者满怀感情。现实生活里，我们为生计、人情和利益而脚步匆匆，这本无可厚非，但除此之外也要学会放缓脚步等一等灵魂，让精神匹配上物欲，涵养同理心、同情心、同等心，经常问一问内心：今天，可有让自己感动的东西？

醒而不惑者，是因为真信。无论何时何地，追求进步的人都渴望觉醒，但醒来后能否不罔不怠、坚定不移，关键在于是否有真信仰。1916年，当27岁的李大钊从日本归来时，中国大地上三民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美式民主等各种主义激烈交锋，他一度困惑“到底哪条路适合中国”？可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，李大钊开始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，最终确信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！”此后他为这个信仰写文章、作演讲、建组织，直至牺牲毫不动摇。当下，社会思潮激荡、观念多元，面对形色诱惑、艰难挫折，青年中不乏有的“饭圈”、有的佛系、有的“废柴”等等，但我觉得真正追求进步的青年人应该是“真信”青年——有具体而坚定的个人信仰，这份信仰要以“四个自信”为基础，以中国梦为背景，从个人的角度看既可以是事业目标，也可以是修身目标，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长远目标，就要风雨无阻，义无反顾，始终不动摇、不懈怠、不退缩。

让觉醒发出光芒，必得真干。犹如一颗种子要萌芽必得播种，觉醒的价值要通过实践来体现。正因为此，相较思想的醒悟，真正干起来更难能可贵。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里有一个场景令人热血沸腾：五四期间，陈独秀目睹爱国学生被大肆逮捕、校园竟成临时监狱，惊怒之下决心用实际行动改造社会。当晚，陈独秀举酒向家人致歉“从今可能又要过颠沛流离生活”，陈延年、陈乔年受父亲鼓舞，三人举杯同誓“为了改造社会将不顾一己安危”。此后，陈独秀冒着生命危险筹划建党，指导全国各地成立党小组，最终推动中国共产党诞生；陈延年、陈乔年作为党的早期领导者和共产党员，组织发动工人，为党辛劳工作，即使面对敌人的屠刀也大义凛然。在他们身上，觉醒最动人的光芒是“真干”！作为青年，思维敏捷，接受新事物能力强，或许想得快、想法多，但如果坐而论道、临渊羡鱼，永远不可能有真收获。只有认准道路后真正“起而行之”，即便征途漫漫，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走扎实，终究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。

唤起更多人的觉醒，前提是真诚。在《觉醒年代》这部剧里，大钊先生是个亲切可爱的人，他用真诚唤起了更多人的觉醒。虽然李大钊留过学，可他打心底同情底层的工人、农民，始终把他们当成朋友：路遇因孩子生病而走投无路的工人葛长贵，他仗义出手，把自己行李也卖给当铺；临近过年，他把工资悉数买了米面肉菜送到长辛店工人宿舍，同无米下锅的工友们“包饺子”。正是靠这股真诚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葛长贵等一批工友中形成了思想认同，最终加入他的行列。历史和现实都启示我们：一个人觉醒的力量有限，只有更多人开始觉醒才能迸发蓬勃力量，然而无论是在一个地方、一个单位，还是在一家企业、一个团队，青年想要在觉醒后唤起更多志同道合者，都应懂得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，摒弃偏见与傲慢，以真诚团结身边人、感染身边人，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！

时代的大潮、社会的发展、个人的成长，都呼唤青年能觉醒起来，以青春之才华，投火热之实践。而青年的觉醒，始终都是从“真”开始！